1949年11月至1952年7月，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以下簡稱西南局）**書記等要職，在重慶全面主持西南局工作近3年，在此期間，面對西南地區的復雜形勢，鄧小平靈活運用黨的統一戰線法寶，成功開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解放和發展了大西南。
▲主政西南局時期的鄧小平在批閱文件工作對象——
“緊緊地團結群眾和依靠群眾，穩步地建設新西南”
人民群眾是中國共產黨的力量之源。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認識到，要爭取人民解放，必須帶領群眾、發動群眾、依靠群眾共同奮斗。1949年9月29日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總綱**條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根據《共同綱領》內容，統戰對象應該是各民主階級，即“中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鄧小平認識到只有團結廣大的人民群眾，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才能使統戰工作落地生根。鄧小平極為重視西南統戰工作中的群眾工作，明確指出：“要緊緊團結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少數民族和其他愛國分子，緊緊地團結和依靠群眾，共同努力克服困難，穩步地建設新西南！”由此可以看出，群眾工作在黨的西南統戰工作全局中占有重要地位。針對統一戰線中的關門主義錯誤認識，鄧小平理論聯系實際，針對問題針鋒相對予以批評：“有的同志雖然不反對統一戰線，但是遇到具體問題還是懷疑。如對黨外人士的職位安排上，有些黨內同志不服氣；在工商業問題上，有擠垮民族資產階級的思想；在農村工作中，拒絕與開明士紳、知識分子合作。這些傾向都大大妨礙了黨的任務的貫徹執行。”“統一戰線是一個重大的原則問題，如果在共產黨員中不弄清楚這個問題，我們的工作將受到很大的損失。”“我們有些同志的關門主義傾向，是不懂得統一戰線是決定中國革命勝敗的基本環節之一。他們不懂得唯有團結四個朋友才能戰勝三個敵人、才能建設新中國的道理。”針對上述關門主義錯誤傾向，鄧小平又從共產黨員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方面，提出要“克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統一戰線中的關門主義，緊緊地聯系群眾，才能完成任務并使自己勇敢地前進”。
主政西南局工作期間，鄧小平在統戰工作對象方面亦有更多的認識與思考。在如何廣泛地團結社會各階層人民，搞好統一戰線的問題上，他指出：“凡是可以團結、可以爭取使其中立的，都要加以團結、加以爭取。”“只要有敵人、有朋友，就得團結朋友，孤立和打擊敵人，就還得有統戰工作。因此，統戰工作一直要做到社會主義社會以后。”他認為：“工農確實是我們依靠的基本群眾，但是，只做工農群眾的工作解決不了全部問題。”加強統一戰線是中共長期的工作，并涉及各個方面，“例如，工業部門的工程師、職員不都是共產黨員，政權機關中也有黨外干部，還有大量的非黨文化人士、教師、醫師、技術人員等等，對他們都要很好地團結、教育，同他們一道走到社會主義”。在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問題上，鄧小平很有洞見地指出：“民族資產階級是我們的朋友，與他們的合作是長久的。他們是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中不可少的一部分，要很好地與他們團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為了鞏固人民民主政權、開展國家建設，黨和政府在全國資本主義工商業中開展了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打擊了不法資本家的“五毒”行為。在西南地區的“五反”運動中，鄧小平指出，“應該對于大多數犯法的工商業者采取從寬處置的政策，從而爭取其中的絕大多數組成統一戰線，去反對最壞的少數奸商”，這樣做是“把資產階級從懸崖絕壁的境地挽救過來，從而鞏固了統一戰線，這是符合國家和人民利益的”。城市統戰工作除了做好資產階級統戰工作外，愛國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的統戰工作也是重要方面，要“動員團結一切愿意為人民服務的愛國知識分子進行這一工作，要結合抗美援朝運動，肅清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影響，繼續開展人民的政治學習運動”。同時，鄧小平重視“同黨外民主人士的民主協商和團結合作。就西南軍政委員會的人員組成，他和劉伯承多次親自主持召開民主人士及社會各界代表人士參加的座談會，充分進行協商”。他還提出“對于重要民主人士的保護與對于我們自己同志的保護一樣，公安部門要與統戰部門加以研究，列入自己的工作范圍之內”。
正是在鄧小平及西南局的統一領導下，西南地區黨、政、軍各部門緊密地團結群眾、依靠群眾、發動群眾，開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為西南地區經濟秩序的恢復和發展奠定了良好的群眾基礎。
工作方法——
“統一戰線方法很多，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是基本形式”
舉行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是團結西南社會各界人士的主要形式，是鄧小平對西南統戰工作的創造性實踐。1949年11月，毛澤東在《必須充分注意召開市縣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中指出：“你們必須將這種市的縣的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看成是團結各界人民，動員群眾完成剿匪反霸，肅清特務，減租減息，征稅征糧，恢復與發展生產，恢復與發展文化教育直至完成土地改革的極重要的工具，一律每三個月召開一次。”鄧小平結合西南統戰工作實際，強調：“通過召開代表會議，對聯系群眾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說，各界人民代表會不僅要認真地開，而且要經常地開。各縣三個月一定要開一次，甚至兩個月開一次，內容如征糧剿匪等都可以，這樣才能團結更多的人士。”他還就川東、貴州和川南等地區召開的地方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出現的問題作了剖析，提出了工作要求，認為“各種問題都可以討論，但就是沒有開會，這就叫關門主義”，并提出，“我們要反對關門主義，做吃虧的人、管飯的人、不怕麻煩的人”。他對重慶開企業工人代表會議的做法表示肯定，認為“不管遇到什么問題，都可以開代表會議。譬如學校可以開學生代表會議、教員代表會議，縣里可以開各界代表會議，區鄉可以開農民代表會議”。1949年9月，鄧小平在《克服西南工作困難要掌握好三個法寶》中指出：“用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形式來聯系群眾，進行統戰工作。凡使用這一方法的地方，都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兩萬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無例外地要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并應注意代表們的代表性，即使有一二個反動派參加也不要緊，正可以提高我們的警惕。就是各個小縣城、區政府亦可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以宣傳我們的主張，提出問題，大家討論，求得解決。”針對西南地區有關各少數民族的改革事宜，鄧小平指出：“通過各族人民代表會議，依據少數民族自己絕大多數的意愿并經過他們的同意才能進行。”為了使西南地區各界人民代表大會具有廣泛代表性，鄧小平認為社會各界代表的選舉名額按照一定比例選舉，這樣才能做到讓社會各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能夠使他們把所有的話都說出來”。西南解放初期，封建力量比較大，對此，鄧小平提出“我們反封建要有步驟、有方法，要團結民主人士、開明士紳與我們一塊工作”，因此“必須廣泛地吸收各界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參加，并且要有意識地吸收一些開明士紳，甚至少數具有代表性的右派分子參加。只有具備了這樣廣泛代表性，而又能真正發揮民主的會議，才能稱之為人民代表會議”。
事實證明，鄧小平主政西南時期，通過采取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由社會各界選舉代表討論、解決問題的形式取得良好的效果，參會代表們從城市社區、基層田野將各族群眾訴求帶到會議上協商處理，有效發揮了各界代表聯系群眾的紐帶作用，擴大了黨的聲望，夯實了黨的群眾基礎，既是西南統一戰線工作方法的基本形式，也是克服西南工作困難的有效策略。正如1950年鄧小平在《西南工作情況》中所指出的：“我們到西南后的主要工作方法，是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和農民代表會議。凡是已經建立政府的地方，大體都召開了這種會議，收到良好的效果，對于克服困難作用甚大。”
工作原則——
“在統一戰線中保持黨的領導”
“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決定著統一戰線的前途、方向和性質。主持西南局工作的鄧小平重視黨對統戰工作領導權的問題，并對如何領導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新方法。他指出：“統一戰線是一個重大的原則問題，如果在共產黨員中不弄清楚這個問題，我們的工作將受到很大的損失。”具體而言，他從三個方面作了要求：“在統一戰線中保持黨的領導，這是很對的……首先，要堅決地執行由我黨提出的為人民政協所通過的共同綱領，和中央人民政府發布的每一項法令、文告。其次，要善于團結黨外人士去實現共同綱領和執行法令……第三，共產黨員除了應成為執行共同綱領和遵守法紀的模范之外，還需要具有純正的作風，就是要有不怕麻煩、謙遜樸素和實事求是的作風，要有一心一意為人民服務不計其他的工作態度。”“統戰工作是全黨各部門的工作，如果不使每個干部、每個黨員都懂得這一點，這項工作是做不好的。”鄧小平從共產黨員自身嚴格執行《共同綱領》和中央人民政府頒布的法令、文告以及團結帶領黨外人士貫徹落實上述綱領、文告，還從黨員的思想作風、工作態度等方面明確了在統一戰線中堅持黨領導的具體原則，這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我們黨領導西南地區統一戰線工作指明了方向，是該時期統一戰線工作的根本準則。此外，1951年3月，鄧小平在西南局**次統一戰線工作會議上提出：“加強統一戰線是我黨長期的工作，并涉及各個方面，不僅僅是統戰部門的事。各個部門都有統戰工作。”黨加強對統一戰線的領導“要多做宣傳統一戰線的工作，使重視統戰工作的黨內同志由少數變成多數”。
“統一戰線問題是中國革命的三個基本問題之一”，“統一戰線是馬列主義戰略策略原則的具體運用”，“過去需要統一戰線，今后同樣需要。”回溯鄧小平主政西南局期間，他將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與西南地區具體工作實際結合起來，不斷總結實踐經驗，對黨的統一戰線工作進行了深入思考，并對如何做好西南民族統戰工作給予了指導，領導了西南廣大干部群眾在矛盾錯綜交織、情況復雜多變的情況下恢復發展了地區經濟，穩定了社會秩序，從而鞏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權。
來源：《團結報》2024年10月24日第6版作者：林 松
作者單位：伊犁師范大學旅游與歷史文化學院
編輯：秦雪 趙昕
